观念与立场——有关“红飘带”江南app的解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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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红色的曲线，以蜿蜒而自由的形式穿越自然状态的树林，在原生环境中形成了一个线性的公共空间，以足够的吸引力和具有延展性的承载面，成为当地居民的亲密接触者，同时又以鲜艳的色彩和独特的造型，与原有环境构成强烈的对比，给进入到此环境中的人们以足够的吸引力，这是位于秦皇岛汤河公园里的“红飘带”带给人们的直观印象。

　　作为“红飘带”本身，最直接的评论者莫过于使用“红飘带”的当地居民，他们会品评它的功能、美感，也会批评其缺陷。从设计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又如何去解读它？“红飘带”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它又承载着怎样的观念？

　　“红飘带”所处的场地，秦皇岛汤河，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的敏感界面，这一敏感界面处在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博弈之中。敏感主要表现为人文与生态两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人文方面，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乡村原有的空间格局，带来了对原住民的影响，一方面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江南app，另一方面消解了传统的乡村生活。生态的敏感在于原有的乡土环境会受到城市化的不同程度的破坏，往往会对原有的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当然也会有积极的一面，目前城市与乡村的交界往往是污染地，城市化的进程对于当地环境已有的污染问题会有一定的举措。

　　秦皇岛汤河作为城市新区的可利用的景观资源得以留存，并作为政府改造的重点工程。传统的城市决策者的策略便是使之城市化，为其周边未来的城市区域提供景观服务。而使河流和其周边绿地城市化的传统举措通常是将河道渠化，裁弯取直，清淤并运用硬质池底与驳岸的方式，河道周边的绿地往往以草坪绿地结合观赏性植物的绿化方式，取代原生态状态的乡土植物生境。这已经成为一种城市化进程中，自然景观城市化的标准做法，这种现象在中国大小城市中继续上演。

　　一个方面是城市管理者建设新城市的需求，另一方面，原住民对城市化的梦想同样也是一个现实的需求。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原住民的需求是被动的，也即在新的空间产生之前，当地的居民往往没有参与权。但城市化元素在乡村空间中的介入，对当地居民具有有现实意义。

　　“红飘带”这一作品便是在以上的背景中产生的，它的建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江南app，同样也反映了中国景观设计的探索，“红飘带”作为中国景观设计实践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切片，携带着特有的信息，它的设计过程以及产生，具有现实的当代意义。“红飘带”直面当代生态、人文和当代艺术等诸多方面，并将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同时也切实地反映了当代景观设计学所关注的问题。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设计学，一方面逐渐走出带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色彩的宏大叙事的语境，关注设计本体；另一个方面，中国设计也由于从业设计师背景的逐渐丰富，加之海外市场的逐步开放，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中国的景观设计，作为一个新的行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迅速崛起。景观设计学也以其与土地的广泛联系，作为应对中国生态环境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全新学科，而“红飘带”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代景观设计学科理论的物化。

　　“红飘带”以其应对原有乡土环境的智慧性，与场地结合形成的诗意性，以及其自由的造型带来的美感，带给人们视觉与身心的愉悦。而一条漂游于场所中的曲线，又受怎样的观念控制？或者说，是怎样的观念，产生了这样一条曲线？在本文的论述中，寻找主导作品的观念超越了品评作品的自身。这也将会是那些落在大地之上的人工景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生态失衡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评价时所要触及的核心。对景观设计而言，面对场地的态度和立场，以及策略性的解决方式，成为实践的先决条件。设计创造也分解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可见的形式、语言和空间，而另一个便是观念。下文将从“生态极简主义”及“当代艺术与诗意表达”来解读“红飘带”背后的观念，这两个观念同时又表达了设计师的基本立场。

　　“生态极简主义”来源于俞孔坚本人的表述，这里将“主义”理解为通常性的表达，并解析生态主义、极简主义、生态极简主义与“红飘带”之间的关系。

　　“生态主义”和“极简主义”是两个耳熟能详的词汇，“生态主义”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息息相关，生态学是一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科学，又是景观设计学的一个基本学科。

　　在景观设计学的语境中，生态观念经历了从哲学走向荒野到生态与艺术的结合的过程。生态学一词出现在1866年，然而这一思想则形成它有名字之前，而现代生态学的研究则源于西方70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西方世界出现的环境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哲学的取向，哲学首次偏离人类自身的方向，站在人类的彼岸看待问题。生态学介入到哲学中，并一度使哲学走向荒野。在当时的年代中，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至今的著作，诸如，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现代生态学理论影响了景观设计学，生态学理论与设计的结合，最为著名的便是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建筑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在《宣言与叙事》一书中这样评论麦克哈格：我们现在正处于理论对变化的世界、全球经济、生态危机以及文化混淆做出响应的时代。因此第二种类型的火山出现了，他们打破了正规的建筑学，激起了伊恩麦克哈格等人的回应。麦克哈格的理论影响了现代景观设计学，当然，其理论也被批评过于依赖与对生态系统的解析，《生命的景观》的著者斯坦纳这样评述“麦克哈格的理论和方法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超越，但同时也被批评过于单向，过于注重自然而忽略了人文感受，直到当代青年景观设计师，提倡艺术的回归，并将之与生态相结合。”“红飘带”的生态学观念便基于此，在生态学的基础之上江南app，又将艺术结合在一起。2007年ASLA奖的评语反映了这样的特点：“创造性地将艺术融于自然景观之中，非常令人激动，同时不乏很强的功能性，有效地改变并提升了环境。”

　　极简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纯粹现代主义建筑的代名词，譬如说密斯凡德罗“少即是多”的名言，与极简主义建筑同期，存在着极简主义绘画。极简主义景观同样是上个世纪具有代表性的景观设计理论，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极简主义景观设计大师彼得沃克的早期理论，关于极简主义，彼得沃克将其哲学性地表述为“物即其本身”。

　　又怎样看待俞孔坚表述的“红飘带”的“生态极简主义”呢？这里的“极简”实际上是生态学意义之下的，对场所而言的人工景观的最少介入，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极简。俞孔坚表述的“生态极简主义”是对生态敏感性的回应和对策，生态敏感性要求对原有生态环境秉持谨慎的对策，“红飘带”以一条自由的曲线，策略性的介入场地中生长杂乱的杨树林中，这种是对原生树的有意识的避让，不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生树，同样线性的、简单的空间构成了对场地的最小破坏，同时又将这条红色构筑赋予了当代艺术的气息，并产生了诗意。

　　红飘带携带着强烈的当代艺术气息，可以将“红飘带”理解为一个当代艺术作品，在这条作为城市家具的曲线上，集合了路径、座椅、灯光体等多种功能。红色的玻璃材料使这条飘带极具个性，张扬而且自由，夺目的红色与自由的形式，与原有的绿色环境形成强烈的对比，设计师将之理解为源自人的本能的表达，为的是用红色来表达城市化，激起进入环境中的人的兴奋，设计师提到，“特别是孩子，进入到这个环境中会非常激动”。

　　当代艺术在景观设计中的介入是现代景观设计的重要特征，这在中国仅仅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中国当代景观设计正在经历对古典主义的背离，现代主义的形式语言开始普遍运用。而“红飘带”利用了具有个性化的、自由的当代艺术的表达方式，这在当代中国景观设计的语境中，是一种居于前沿的创造。在景观设计语境中，当代艺术的介入意味着艺术的空间化，自由的曲线、当代的材料、鲜艳的色彩以及形式上的纯粹性和简洁性，包括其直白的表达，还有设计师提到的“没有文化的尘埃”，这诸多因素将“红飘带”赋予了强烈的当代艺术特征。

　　而“诗意”又是另一个与景观息息相关的特定词汇，海德格尔的“人,诗意的栖居”，也是人们赋予景观的最美好意义之一。中国山水画强调意境，但可居者为上，栖居对于景观而言具有现实的意义。而“红飘带”将当代艺术语言与诗意结合在一起，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诗意及来源于“红飘带”自身的自由曲线带来的美感，同样来源于曲线穿越树林带来的与环境共生的美感。

　　仔细探究以上的两个观念，“生态极简主义”及“当代艺术与诗意表达”之间，同样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摩擦，一方面是人工景观的最少介入，一方面又是人的创造性的表达，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犹如对“生态极简主义”分析中所隐含的生态与艺术的博弈。而设计师的创造则演变为控制性的设计，在人工景观极少介入原生环境的同时，又将有限介入的元素的视觉形式和功能发挥最大化，以强烈的视觉刺激、人的充分标榜和展现以及功能的集约为设计要意。而设计师站在何处？既不是单向的自然和生态，也不是单向的人和艺术，景观设计师在创作的过程中，首先是人与自然的一个协调者，这也算作观念主导下的立场罢。

　　“红飘带”作为特定时期和特定场所的一个作品，特定时期是指中国快速化城市进程中生态危机与环境危机并存的时期，特定场所是城市和乡村相互交融的界面，这一界面具有丰富的场地肌理和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那么说“红飘带”积极巧妙地做出了应对，同时又艺术化、诗意化地解决了问题。

　　如果说，面对“红飘带”我们对当代景观设计有何希冀的话，那么在未来普遍的景观实践中，这种观念和立场成为一种不需要探讨的话题，在一种生态自觉和人文自觉的基础之上，我们尽情体味创造、空间、细节和艺术。同时，对于细节和场地空间的深刻解读，材料的可持续性的辨析，以及场地中介入的人工景观与整个生态系统的深入分析，逐渐成为设计评论的核心，当然我们也希望“红飘带”也能经受住这些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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